1955年8月，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《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》。“指示”规定，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“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……不够判刑、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，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，则进行劳动教养，就是虽不判刑，虽不完全失去自由，但亦应集中起来，替国家做工，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”。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“劳动教养”的红头文件。

1957年8月1日，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，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，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，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。所以，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，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。2007年，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。

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：“1.不务正业，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、诈骗行为，违反治安管理、屡教不改的；2.罪行轻微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、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，受机关、团体、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，无生活出路的；3.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学校等单位内，有劳动力，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，妨害公共秩序，受到开除处分，无生活出路的；4.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，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，不断地无理取闹，妨害公务，屡教不改的。”

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在反右高潮中出台。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。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，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，4万多人被判刑，留单位的是极少数。

1961年4月，公安部制定《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》。依据该《规定》，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，由劳教机关“内部掌握”，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；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，可以延长劳动期限。

1966年5月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公检法被“砸烂”，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。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；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、劳改队，当作罪犯进行管理。这期间，“牛棚”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。“牛棚”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，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，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。被关入“牛棚”的人，人身自由、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，并被强制劳动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“废除劳教制度”的意见，主要在学术界，没形成大众舆论。1980年2月，将1957年颁布的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重新发布实施。同年2月2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员文章《继续办好劳动教养》。1982年1月21日颁布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》。于是，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。此后，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。今天，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，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。

20世纪末期开始，劳教制度除了适应国家政治和社会治安，渐渐产生一种“地方化”的倾向。目前，各地劳教所的被劳教人员，多数仍然是“打架斗殴，偷鸡摸狗，卖淫嫖娼”等治安事件的事主，但是反对和举报地方领导，为个人利益维权上访，以及其他种种因地方领导的“个性化”而产生的劳教事件，也不会其例。同时，随着整个社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，劳教人员的劳动产品越来越显示其经济效益，这也影响着劳教局势的走向。

近年来，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，劳教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。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，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（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，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），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。《国际人权公约》规定，“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，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”，以及“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”，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。所以，劳教制度何去何从，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 （据相关资料和采访调查综合整理）

(本文来源：南方人物周刊 )